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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立国创新强国

更新时间:2020-06-14 15:23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极短时间内已成为举国一致的共识,可见这一战略决策的伟大和英明。“创新”,无疑是当今中国及世界的高频词和流行色。缘此,本报特派记者再次采访了金三极创新思维法原创者、著名创新学家郎加明,就如何研究和借鉴世界上创新型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其进行了比较精深的专题探讨。特别是他所抒发的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EMBA后,对建设创新型中国独特而精辟的感悟,更是使人倍受启迪的新观念、新思维、新创意。

  记者:郎教授,您曾讲过:“人类已经走过了渔猎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到达知识经济时代,我预言,很快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那么,世界未来的竞争将会是什么呢?

  郎加明:世界未来的竞争,是“三大竞争”:创新思维的竞争、知识产权的竞争、创新体系的竞争!这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EMBA后最深刻的总结和感悟。智慧创造财富,创新改变未来。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距,从根本上来说,是有无创新思维、知识产权或创新体系造成的。举两个例子:一个企业如有一项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权,而另一个企业却没有这一专利权,则前一个企业就比后一个企业领先20年,即等于延长这一企业的生命周期20年;作家J·K·罗琳畅销全球的《哈利·波特》,从小说到电影,再到一系列衍生产品,无疑靠的是卓越的创新思维及其著作权。同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有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创新体系的新极经济圈,也必将决定这一国家或这一地区的兴衰。

  记者:目前国际上有一种说法,叫做“世界经济体系走向‘三极化’”。对此,您怎么看?

  郎加明: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三极化”现象——拥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国家,如瑞典、芬兰、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韩国、以色列、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亦即创新型国家;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巴西、尼日利亚、赞比亚、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埃及等国家。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发展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即使是拥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国家,也有经济和科技落后的地区,像美国的南部地区、日本的西海岸地区;即使是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也有缺乏自然资源的地区;即使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也有经济和科技先进的地区,像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埃及的亚历山大地区……

  记者:常听一些出国考察、旅游和留学归来者议论:“外国真好,中国没法学!”、“外国好是国家小,中国太大不好办!”、“上帝厚爱人家,给了优越的地理和资源,看一看大西北,谁有高招搞好它?”……您作为曾近距离体验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兼企业家,是怎样认识这些问题的?

  郎加明:这些议论一点儿都不奇怪。首先,这些出国归来者,大多数人可能去的是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尤其不是那些极度贫困的国家。其次,不少人并未深思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再次,世界上的小国也绝不是个个富,如亚洲的不丹、马尔代夫等,欧洲的安道尔、马其顿等,北美洲的海地、萨尔瓦多等,南美洲的苏里南、巴拉圭等,非洲的冈比亚、乍得等,大洋州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里等便很穷;大国也绝不是个个贫,如美国、日本、巴西等国便很富。其实,只要想一想荷兰的围海长堤和人工草原、英国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德国的奔驰车、美国的波音飞机和迪斯尼乐园、阿联酋的迪拜机场、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和动漫画、韩国的柴油发动机和电视连续剧……都是人创造的,我看结论就自然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国的贫富源于创新的贫富!

  记者:据英国人种智商学者理查德·林恩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拥有最高的平均智商105,而欧洲人的平均智商则为100。但是,为什么欧美人创造的知识产权最多?欧美地区的许多国家又最富裕?

  郎加明:我认为,究其原因,奥秘有三:其一是这个国家及地区的民众个体,是否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观念?其二是这个国家及地区的政府和民众群体,是否有先进的创新文化和创新氛围?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竞争合作、共生共荣?还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和“照猫画鼠的平庸者昌,照猫画虎的创新者亡”?其三是这个国家及地区的政府和民众,是否有科学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机制?

  郎加明:“创新”(Innovation)是指在一定的时空、领域中,人们对原有的理论或实践的突破和超越,即做出新发现或创造新事物。简言之,创新就是创造新极。创新可分为两种类型:发现式创新和发明式创新。创新的特征是“独一无二”,即纵向上看是“前所未有”、横向上看是“与众不同”。创新的核心是创意,创意的“密钥”是创新思维。正如日本著名学者川上正光所说:“知识,百科全书可以代替,但考虑出新思想、新方案,却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因此,创新的灵魂是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价值之源,创新思维是国家、地区、企业或个人的软实力。

  郎加明:创新并不仅是少数天才的专利行为,也不只是局限于科技创新。你看!创口贴、紫砂壶、NASDAQ、丝竹画、股份制、、随身听、乐曲《梁祝》、超限战、博弈论、掌纹诊病、伟哥、哈雷彗星发现、太极图、复合肥料、期权、IT行业、ERP、瑜珈、舞蹈《千手观音》、“比基尼”泳装、数控机床、隧道盾构施工法、“瘦西湖”名称、工业遗产旅游、冰激凌、信用卡、美容护肤品、世界经济论坛……哪一个不是创新?

  诚然,创新在不同领域是有高、中、低层级之分的。但是,请相信:世界因创新而精彩!无数创新者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发现式创新和发明式创新,一定会将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记者:您认为目前世界上哪几个创新型国家的经验,最值得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的中国研究和借鉴?

  郎加明:我认为,以“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综合创新,自成体系”的心态,去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似为正确的方针。在世界经济版图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凡属创新成功的经验,均值得中国学习。不过,对以色列和新加坡这两个“袖珍之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经验,我们宜作为经典案例来进行比较精深的分析研究。

  郎加明:主要基于三点比较思维:一是地理位置。中国地理大致为三阶台地——青藏高原是高阶台地、黄土高原及广大丘陵地带是中阶台地、整个东部的平原地区是低阶台地,而大部分国土是沙漠及干旱地区的以色列与我国大西北的地理环境相似,全国为平原地区的新加坡与我国沿海及平原地区的地理环境相似;二是建国时间。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而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14日成立、新加坡国于1965年8月9日成立,各自建国的时间差不多;三是主要民族。中国有13亿人、56个民族、汉族占总人口94%,而以色列有500万人、犹太人占80%其余为阿拉伯人,新加坡有470万人、华族人占76%其余为巫族、印度族、锡克族等,均有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族。

  目前,以色列的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其中,每年R&D投入超过GDP的3%,居世界第3位;在世界科技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球的1%左右,人均论文数居世界第3位,引用数居世界第4位;高科技企业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在电信、软件、生物技术、数字技术和医疗设备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高科技产品已占工业出口的50%以上。更令人称奇的是,大部分国土为沙漠及干旱地区的以色列,因为发明了滴灌等先进农业技术和建有数千公顷钢架玻璃,并由计算机控制湿度、温度、光线、施肥等的农用温室,能产销大量的蔬菜、水果,竟然变成了“欧洲冬季厨房”。创新思维定乾坤,国家决胜在创新!可以说,“大不等于强,小不一定弱”的真理,在勇于思索、勇于创新的以色列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记者:过去流行一则谚语:“财富在犹太人的口袋里,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看来有一定的道理。郎教授,您曾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对新加坡的体验肯定更深一些吧?

  郎加明:新加坡和以色列均为“科教兴国,创新立国”的典型,都是由于非常重视“三基一创”(即基础建设、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和自主创新),而成为“小而强”的创新型国家的。如果说以色列以制造业显优的话,那么,新加坡则以服务业见长。我认为,其中有三个关键的战略问题,新加坡处理得最有成效:第一是地理位置的创新性利用;第二是花园城市的创新性建设;第三是人力资源的创新性培养。我的总评价是:“新加坡创建品牌新加坡!”

  郎加明:新加坡地少人多,自然资源十分贫乏,但其地理位置却异常优越。它地处马来半岛南端,扼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是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的海上交通要道。于是,新加坡便依托其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海港装卸、修船、海运、空运、炼油、机械、电子等行业,并创新性地利用地球是圆的和各地有时差的原理,建立金融中心,在旧金山与苏黎世之间“循环接力”,拓展银行和金融交易业务。经过40多年运营,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多少人不知道新加坡是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呢?

  郎加明:独立前的新加坡,也是个“脏、乱、差”的城市,如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民居低矮破旧、商贩路边设摊、市区交通拥塞等。独立后,为了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及建厂、发展旅游业和城市适宜人居,新加坡以“在处于第三世界地区创造第一世界绿洲”的策略,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作为标杆,精心策划和制定发展规划,集中力量,以世界级标准建设基础设施和进行绿化美化。其中,重点设计塑造了代表新加坡形象的“鱼尾狮”标志,建设了樟宜机场至市区的道路,改造了英军撤走基地为民用设施,建设了裕廊等工业园,在保留古迹的同时重建了市中心建筑,在郊区兴建了组屋住宅区,清理了贯穿市区原污浊的河流,特别是大规模铺设了各种地下管道、大规模围海填垃圾造陆和大规模从世界各地进口栽植了适宜在新加坡繁衍生长的优良树种。现在,当你走在世界名牌商品荟萃的商业中心乌节街,游览于虽由人作宛自天成生态化的飞禽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或住进连楼顶都绿化了的星级饭店和学生公寓,发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竟多于新加坡人时,你必然会觉得:国家形象亦可创造巨大的财富!

  郎加明: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刻有一句千古名言:“要认识你自己!”我认为,新加坡对此语理解运用的最好,其表现是准确的战略定位——新加坡不仅是四大洲海上交通枢纽,而且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心。据此,新加坡在建国后,即抓三大要务:招商引资、建设“绿洲”和培养人才。当时,一方面每年要选送大量最优秀的学生到欧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顶尖大学学习,以把他们训练成可率创海皇轮船、新航、裕廊工业园等的企业家和政府公务员,以及其他科研和教学人员;另一方面则在肯特岗改扩建原英军基地为占地150公顷、可招收26,000名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其后,新加坡又实行各大学每年必须要招收20%外国留学生的政策,以对本国学生造成竞争。

  郎加明:新加坡主要大学有2所,即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我和中航油其他十几名学员当时考取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学制1.5~4年,课程12门。学员均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中国、香港、台湾、泰国、加拿大等国家及地区的知名企业高级主管;主要教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师,客座教授则是现任职于各国著名大学(如美国南加洲大学、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等)或顶尖企业(如摩根士丹利等)富有实战经验者。本校教授和客座教授,绝大多数是毕业于美、日、英、加、澳等国大学的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课程,每3个月为1学段,每1学段连上2个星期课(不含另有2天考试、每次考4个小时及辩论会、演讲活动等)。每1课程分为学前、课堂、课下、学后4种作业,递交作业是国际邮寄、E-mail和当面交接3种方式并行;毕业论文要40,000字以上,论文答辩为2小时。集中上课时,每1学段换1个城市、每1星期换1个教室、每3天换1位教授、每1天学员换1次座位,且为25人左右小班制,同届学员经常混合编班,以利不同背景者互动交流拓展思维,并建立起遍及亚太地区的人际网络,真是在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中心:“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和国际型大学。其EMBA课程教学,采用的是理论教学、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相结合的方法。这包括讲课、案例分析、录像教学、电脑实习与模拟、行为试验、角色扮演、拓展训练、专题讲座和实地考察等。我记得有一次模拟商务谈判:同学们扮演的各由总经理及市场营销部、财务部部长和技术、法律顾问等组成的买卖双方谈判团队,从仪态、开场、角色分配、谈判展开、报盘还盘、讨价还价、让步与妥协、成交与收尾,到谈判的控制、策略运用和主谈者能力发挥及谈判团队整体配协,尤其是在技术性谈判阶段对以卖方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为制高点和在经营性谈判阶段对以双方之间利益共赢为均衡点的掌控,当录像重播讲评之时,还有谁会觉得这种刺激性、挑战性近似“演话剧”和“竞技场”的教学方法,不也是极有意义和价值的创新之举吗?繁重的各种作业、案例分析、阅读资料、读书报告、课程考试、毕业论文等,使学员在两年间每天只睡4个小时左右,不少人脸上画了“熊猫眼”,但“熊猫眼”们在新加坡的创新生态里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竞争环境下,无不争先恐后奋力拼搏,谁不愿意拿个A﹢成绩更多的金牌文凭呢!

  记者:听了您“一国的贫富源于创新的贫富”、“世界因创新而精彩”和“美好的世界人创造”等论述,特别是重点对以色列、新加坡作为创新型国家的介绍,感到很受启发。您认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可采取哪些方略?

  郎加明:根据我多年对创新及创新思维方法的研究:在军事领域,创造一事物总体格局中的局部优势,是作战指挥中以弱胜强逐渐转变为整体优势的精髓;在经济领域,发现两事物相对态势中的比较优势,是市场贸易中以小搏大逐渐转变为竞争优势的灵魂。前者来源于中国努尔哈赤“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后者来源于英国大卫·李嘉图“比较成本”的经济理论。创新制胜。天下的真理是相通的——军事思想可运用于经济活动;反之,经济理论亦可运用于军事指挥。现象乃规律之花!其实,以色列和新加坡的经验,无非也就是逐渐“把局部优势转变为整体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从而走向成功的。所以,只要政策对头和方略正确,我国必将迅速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记者: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方法就是世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说:“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您提出逐渐“把局部优势转变为整体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作为创造生产力的“两种方略”,很有新意和创意。但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重点应放在哪里呢?

  郎加明:目前,全世界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只有20多个,仅占10%左右。所以,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既是我党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是我国宏伟的实践战略目标。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我认为,重点有三,缺一不可:第一,必须要营造举国创新的生态环境。国家应立法在世界上首创“创新节”;国家及各地区要重奖各行各业有重大贡献、重大突破的创新者;各地区可创建创新中心;各大专院校应开设创新思维课;政府对公务员、部队对军官要考试创新思维知识;电台、电视台应播映创新思维节目,以在全社会弘扬创新精神、宣传创新思维、提倡创新方法、普及创新知识。第二,必须要抢攻关键领域及关键环节的战略制高点。国无制造业不强,国无服务业不富。现代制造业做强的密码,是个性化的批量生产;现代服务业做大的秘笈,是特色化的连锁经营。制造业中的战略关键是装备业和信息业,服务业中的战略关键是金融业和创意业。因此,必须应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优势力量,去抢攻关键领域的行业高端和产业上游的战略制高点,以及重要行业的价值链中和重要产业的产业链中各关键环节的战略制高点,要在其核心技术、关键设备上取得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这对一个大国来说尤为重要。第三,必须要有科学而正确的创新方略。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谋略强国,也曾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间是位居世界之巅的经济和科技大国。但从明朝以后,却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落后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取得了以大庆石油会战、“两弹一星”、核潜艇、沿海经济特区、曙光4000A超级计算机、神舟飞船、数值天气预报、青藏铁路、长江三峡工程、“庞加莱猜想”证明等为代表的许多著名成果和典型经验。对此,我们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应继承中国历代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杰出方略,以在各领域逐渐把局部优势转变为整体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记者: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300万平方公里领海,郎教授,您说建设创新型国家宜选择哪些方面作为战略空间?

  郎加明:从立体空间来看,当今世界竞争最激烈的有三大课题,即“上天、入地、下海”。在这三大课题上,我国已经取得了名列前茅的科技成就,并且有不少项目是保卫国家安全与和平的“杀手锏”。从平面空间来说,我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主战场,依然是城镇经济、农村经济和海洋经济三大问题。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中,我想重点谈谈对城镇建设的看法。因为城镇是一国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人才密集的主要“创新发动机”。它既是抽象概念,又是具体形象。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约为30%,到2020年将达到55%。各地区若能把“城镇化”这一最突显中国国貌、中国实力的战略空间建设好,我国便会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创新中国的美好愿景。

  郎加明: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先引用一段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的访华观感:“当我驾车从北京行驶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者在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的,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写的字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国。”汉派尔毕竟是个外国人,他还未看到我国其他一些地方“百城一面”华貌、欧貌混杂和新城、老城混杂的严重同质化现象,还未看出不少城镇以“两低一再”(低标准——低质量——再修建)的超短周期循环怪圈来不断施工创造GDP的秘密。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说过:“优秀建筑必须具备三大性能:坚固、实用、美观。”对比一下:巴黎的马路道牙用25厘米宽、15厘米高(不含地下部分)的花岗岩石材,而我国城镇则用12厘米宽、15厘米高的低标号水泥材料;布鲁塞尔的人行道用看似石片实为40厘米深的石桩拼铺,而我国城镇则用“三合土”做底上粘3厘米厚的水泥彩砖;温哥华用不同树龄、不同距离的雪松、云杉、垂柳等长绿树、景观树为主和乔木群、灌木丛、碧草坪相结合进行立体生态式绿化,而我国北方城镇则用相同树龄、相同距离的速生杨、国槐树、银杏树等落叶树为主进行平面无纵深式绿化;华盛顿的路灯杆是直径粗、底座大且造型很有艺术性的钢铸设施,而我国城镇的路灯杆则多是风吹即晃并上有蜘蛛网样的电线、下为砖砌水泥抹面的简陋围台;慕尼黑在街道下每隔一定的距离即建造地下管廊令所有的自来水管、污水管、电缆、光缆等从此通过;而我国城镇则基本上对街道下的自来水管、污水管、电缆、光缆等的走法无统一规划……没有高标准的需求,就没有高标准的供应。正是长远规划及“精、细、美”的高标准,才造成发达国家城镇“静、敬、净”的高质量;反之,正是短期行为及“劣、粗、省”的低标准,才形成我国许多城镇“脏、乱、差”的低质量——即经常开挖马路、翻修建筑、更换设施等施工,上演了“三废乱城乡”的现代闹剧,并成为资源和能源巨耗及沙尘暴飞扬的重要源头。

  记者:您刚才所讲的情况,极似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挖坑填坑”的典例。但是,郎教授,如果高标准、高质量进行城镇建设,等于缩减了需求和供应,立刻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大量资金从哪里来?二是大批劳动力到哪里去?

  郎加明:卓越的国家品牌是价值最高的无形资产。它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教育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怎么评估都不会过高。这自然也包括了对消费、投资、出口的无形影响。我主张,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在“三基一创”时,其中对城镇建设应坚决走“中国风貌加世界水平”之路。所谓“中国风貌”,是指对城镇的形象策划,一定要继承华夏特色神韵,即开掘和创新由地方特色、传统元素、民俗风情等所组构的国貌、市容、街景。像平遥在保护古城和古商街的同时,宜将周边杂乱的民房拆建为仿明清建筑,把原沥青路改铺为与青山绿水相和谐的石条路;苏州在保护古园林的同时,可对路灯、路栏采用铁艺仿吴宫灯和仿吴栏杆;杭州在保护环西湖景观的同时,使用铜构件重筑雷峰塔;“杂技之乡”吴桥挖掘杂技文化,修建江湖杂技城和组织民间艺人进行表演;安徽亳州“修旧如旧”以药铺比邻、巷弄穿错,突显了“中药材之都”的特色。当然,对新城区的建设,也要尽量“统一之中有特色,特色之中有统一”,以创新性地传承中华民族文脉……所谓“世界水平”,是指对城市的基础设施,一定要借鉴国际先进标准,而不可再搞竣工剪彩时灿然一新,三五年后便残破缺损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了。

  当然,城市建设走“中国风貌加世界水平”之路,从短期内看,不仅一次性投资是很大的,而且形象策划创新的难度更大。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两种方略”,先建设好一批“特色城市”、“魅力小镇”、“创意园区”作标杆示范,尔后随着招商引资、旅游产业、国际贸易、金融产业、信息产业、创意产业等的扩增,以及新城镇的不断创生,“大量资金从哪里来?”和“大批劳动力到哪里去?”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况且,在这样的“铸模”环境里,国民幸福指数和科学文化素质,也相应地会得到迅速提升。“中国风貌”是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证”。古人云:“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走“中国风貌加世界水平”之路,建设精致、优雅、华美、恢弘的城镇,就是在创造历史、创造文化、创造生态、创造财富!

  记者:过去说“地球是圆的”,现在因互联网的发明和交通业的发达,可以说“世界是平的”。郎教授,您觉得在即将到来的创新经济时代,我国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大国,在创意产业上能有什么大的作为?

  郎加明: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有“软”、“硬”两类星座最为璀璨:一类是具有思想性、方法性、知识性的书籍或音像,像老子的《道德经》、孙武的《孙子兵法》、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奥斯本的《思考的方法》、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另一类是具有科学性、艺术性、标志性的建筑或器物:像万里长城、都江堰、泰姬陵、巴黎凯旋门、张衡的地动仪、瓦特的蒸汽机、爱迪生的电灯、袁隆平的超级水稻、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布林和佩奇的搜索引擎Google、罗丹的雕塑《思想者》、丹麦的雕塑美人鱼……显然,具有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灿烂多样文明史的中国,在发展诸如策划、出版、影视、设计、绘画、广告、音乐、会展、手工艺、数码娱乐、软件开发、动画制作、文化演出等创意产业上,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富矿和潜力可供研掘。

  未来的世界,是创新思维者、专业主义者和创新思维与专业主义结合者三种人主导的社会。创新立国,创新强国。创新需要梦想和激情,历史将为卓越的创新者授勋。创意产业是创新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之一,是21世纪的头脑经济、黄金经济,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文化资源深厚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中国,只要“以人为本、以创为本”,让创新者想象和思维的翅膀自由飞翔,就一定能以人民的“知识、技能、智慧”为资源,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盛之路上创造出新的人间奇迹!